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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好像被读书改变命运骗了

2018-12-21 20:47 来源:中国经济商务网 浏览:

我们村很小,几十户人家,鸡零狗碎地散布在一条小河边上。生活虽艰苦,但村里的孩子却都很爱学习——在这里,“读书改变命运”是每个家庭从小灌输给孩子的道理。

的确,读书的确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,比如大军。

大军和我父亲是同龄人,当年在焦作一家专科学校毕业后,被分配到洛阳的铁路部门上班。每年春节他带老婆孩子回来,我们这些孩子都会追着他那辆黑色的轿车跑。等车在家门口熄了火,大军便下车来和大家打招呼,给男人们递烟,他老婆则打开车子的后备箱,给女人和孩子发糖果——那是一种形状奇特又好吃的软糖,以前见都没见过,我总是剥开糖含在嘴里,再将塑料糖纸小心翼翼地装进裤兜。

等寒暄完,大军便拍着车门,高声喊着:“快下来,到家了!”后车门这才打开,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便从车里走出来,眼神羞涩,带着些遥远的高贵气息。两个人上衣上面印着“101忠狗”的图案,那部动画片,我在我们家14寸的黑白电视上看过。

“还是上学好啊!”人群散开时,总会有人这么说。

大军每年回来,对父亲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。他当年和大军一起读高中,高考时差了几分;而大军迈过了一道坎,从此和他有了不一样的命运。傍晚的饭桌上,父亲说话的声调会比往常高出许多。他会兴致勃勃地讲起和大军一起上学的往事,讲大军如何勤奋,说他点煤油灯看书时,两只鼻孔熏得黢黑。

“人家大军是人,你也是人。你看人家坐办公室坐的,保养得多富态。你脸上的皱纹比篦子齿还稠,你都能当他爹了。”母亲挽起袖子坐在门口洗碗,调侃起了父亲。

我们姐弟几个就跟着母亲哄然大笑。父亲只好用一脸的严肃掩盖尴尬,对我们怒目而视:“不好好学习,你们以后就跟我和你妈一样!”

昏黄的15瓦灯泡下面,我看到父亲油光满面的脸,和鬓角翘起的几根白头发。

那几张透明糖纸后来一直被我夹在了一本残缺的《今古传奇》杂志里面。有时我会抽出来一张,压到姐姐的书本上面。透过糖纸,原先黑色的铅字变成了半透明的,四周增加了淡淡的彩色。

我反复打量着它们,像穿过胡同时感受到风一样,心头掠过一阵迷狂。

2

在村里所有的小伙伴中,和我关系最近的是隔壁大伯家的堂哥。堂哥只比我大4个月,从光着屁股时我俩就在一起玩。7岁那年,大伯和父亲骑自行车驮着我们,一起去邻村的小学报名。

从小学一年级开始,每次班级里举行期末考试,总是我和堂哥轮流当第一。那时,我们能想到的最有意思的事,就是“学习”。下午放了学,我们会爬到河边一个废弃的机井房上面,趴在混凝土浇筑的房顶,各做各的习题。有一年寒假前的期末考试,他依然是第一名,被奖励了一个精装笔记本,而我只拿到第三,领到一个文具盒。领完通知书和奖状回家,我哭了一路,觉得没脸面对父母。他默默地和我走在一起,很惭愧的样子。

小学四年级时,班里来了一个中年女老师教语文,听说是大队书记的儿媳妇。她只有初中学历,十几年没有摸课本,害怕读错了字被笑话,每次都点名由我和堂哥先来读课文。我读课文时故意飙高声调,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优待。

当时每天和我们一起去上学的,还有同村的张林。和我们不一样,张林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倒数几名。那时,我们三个是村里父母教育孩子的固定典型——当然,张林是反面教材。

一次,我和堂哥在大伯家院子里写作业,张林妈来串门,一见到我们俩,扭头就回去了。不大会儿,她拎着张林的耳朵,将他提溜到了我们面前,猛吐一口唾沫骂道:“没见你比人家少吃一个馍,你也跟人家好好学学!”

张林的耳朵被拧得几乎见到血色,他妈刚一放手,他立刻从一旁钻了出去,在院子里嬉皮笑脸地说:“我学不会,我真的学不会!”一副泼皮无赖的模样,边笑边朝门口跑。

张林妈大骂一声“X你娘”,抡起大伯家的猪食棍子就跑去追他。

张林精力旺盛,但从不放到学习上。他在自习课上用打火机烧女生的辫子,被老师惩罚在操场跑十圈,回来照样精神十足,和前后桌开着玩笑。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羞耻,还给邻村的学生介绍我和堂哥:“这两个尖子生都是我哥们儿。”

我和堂哥面面相觑,脸上有羞涩,也有得意。

3

我和堂哥读完初中,又一起考进县城的重点高中。来到更好的学校,我俩身上的光环很快便消失了。但村里人已经将我们树立成了榜样,每次回家,都管我们叫“大学生”了,好像我俩考上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。

张林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,他先是去了昆山,后来又去了苏州,给袜子厂打包装,又在电子厂安装电视机零部件。

有一年,张林过年回来,请我和堂哥吃饭。他变胖了不少,头发剪成了流行的“燕尾式”。几杯酒下肚,讲起在外打工的艰辛和凶险:在服装厂裁裤角,夜里工作到两三点,他体力不支,半睡半醒地蹬机器,结果手指差点被机器绞进去。听着他的讲述,我感到眼前甚至有朦朦胧胧的烟雾升了起来。

高一时因为身体不好,我休学了一年,从此比堂哥低了一级。但两个人心里仍在较着劲儿,每次考试的年级名次就是参照物。

2005年高考结束,堂哥不负众望,考到了四川某农业大学,“211”。领通知书那天,半个村子的人都去了他家祝贺,还有人怂恿堂哥,“以后领个漂亮的川妹子回家”。

大伯脸上很有光,笑呵呵地说:“还得上学呢,可不能瞎搞。”

邻居西京哥说:“那能有什么?考上大学就是进了保险箱了,以后找个工作每月拿个万八千,吃穿不愁的。”周围的邻居都连声附和。

我也过去看堂哥。接过他的通知书,那烫金的几行字,看得我心跳加速。堂哥对我说:“明年就看你的了!你肯定比我强。”

第二年夏天,我考到了省里的一所重点大学。我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太激动,拎着那个红色的信封从城乡公交车上下来,朝家里走。村头站着许多闲聊的人,大家争相传递我的录取通知书。那个暑假,堂哥因为实习没有回家,我给他打电话报喜,他乐呵呵地用四川话说:“等过年回去了,咱们好好摆龙门阵!”

我和堂哥仍旧像少年时代那样奋斗着:堂哥每年都会拿奖学金,我参加全国俄语比赛,取得了最好的名次;他本科毕业顺利考上了南京某农业大学的硕士,进了国家重点实验室,我次年考研成功,在最好的外语院校深造、出国学习;他研二那年顺利保送本校的博士,我硕士毕业应聘到四川的一所大学做老师……

我和堂哥在学业上“平步青云”,张林离我们的生活似乎也越来越遥远了,过年回家遇到他,也只是泛泛地聊几句。有时候翻起小时候的相册,打量着照片中的三个孩子,内心会不由地被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填满、随即膨胀。

我想,尽管我认定张林是我们的兄弟,但我们注定要和他过不一样的生活。

4

2013年8月,我成了一名高校老师。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,我惊讶了半天,给堂哥说:“我的岗位工资只有2200块。”

他也很惊讶:“怎么可能呢?”

此前,我俩对“大学教师”的想象是一样的——不错的薪水、高社会威望、自由的学术环境。我将工资表格截图给他,他发来一个无奈的表情。

堂哥为我未来的生活担忧,但他也帮不了我:他每个月的博士津贴只有2000块,而且还得抓紧攒钱——春节他就要结婚了。

我俩只能互相安慰,他说:“再等等吧,没准课时费下来发现还不错呢!”

又过了两个月,我告诉他,我们的绩效发下来了,平均下来每月能拿到4100元。他替我高兴,说:“不少了!你也是每个月有余钱的人了。”

我笑笑,心里却依然觉得不踏实。毕竟这些钱,每个月吃穿用度之后也没剩多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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